突厥国家组织:是好戏?还是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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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所关心,并不限于某一具体事件,更是其后的历史渊源与深层动机。

  11月12日,第八届“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东南部的民主自由岛举办。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六国领导人宣布,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升级为“突厥国家组织”。此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突厥国家”从何而来?其合作将如何发展,又会对欧亚大陆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传统大国会做何反应?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300多年前,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中东和中亚的土地,昔日不可一世的“上帝之鞭”的子孙,纷纷拜倒在斯拉夫的枪炮和哥萨克的弯刀之下。从克里米亚半岛到额尔齐斯河下游,从斯塔夫罗波尔到外高加索,无论是突厥人还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其汗国都岌岌可危,或沦陷,或将倾。历史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属于游牧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18世纪起,曾数次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奥斯曼帝国,也同样面临着俄国的威胁与西方的侵略,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支撑。作为同属突厥语族的“兄弟”,那些被侵略、被吞并汗国的政治精英们纷纷流亡到奥斯曼。他们彼此同情、惺惺相惜,痛斥入侵者的,寻求复国的希望。于是,一种基于语言学分类的概念被人为地建构了出来——“泛突厥主义”,即主张以奥斯曼帝国为核心,联合起所有的突厥语民族,共同抵抗俄国与欧洲列强的侵略。

  被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冲击的奥斯曼帝国,一度抓住了“泛突厥主义”这根“救命稻草”,试图用以维持自身的统治、抵御英俄的侵略。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崩溃,这种思想也走向了衰落。

  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为巩固政权、推行世俗化改革,对“泛突厥”思想始终采取压制的措施。二战后期,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冷战时期又顺势加入了西方阵营。在美苏争霸、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国际背景下,民族冲突与民族矛盾被普遍遏制,“泛突厥主义”更加失去了市场,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一方面,“泛突厥主义”中突厥语国家的概念留存了下来,成为一些突厥语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都说突厥语)。它们主要有六个,分别是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另一方面,19世纪以来,“泛突厥主义”思想已经在土耳其深深扎根。它虽然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制,但依然蛰伏于土耳其的社会土壤之中,伺机而动。

  不过,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基于“突厥语国家”的“突厥”国家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和事实的存在,实际上,这些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毫无联系的历史,只是因现代语言学分类,经由人为概念演变而来。

  苏联解体后,悬在欧亚大陆腹地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身份认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原本的“苏联”代表队变为了“独联体”代表队,举着陌生旗帜参加方阵的运动员们眼神迷茫。同样迷茫的还有刚刚独立的、以突厥语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们:他们急于寻找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土耳其也在国际格局的剧变中看到了新的地缘战略空间。作为“泛突厥主义”的大本营,土耳其一直自诩为突厥国家的继承人,希望以此扩张其影响力。

  1992年,土耳其联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召开了首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之后又断断续续地召开了10届会议。在酝酿了十余年后,2009年,“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升格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即“突厥议会”。该组织每年召开峰会,逐步走向机制化,并在此框架下成立了一系列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组织与机构(或者说“泛突厥主义组织”),包括“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突厥文化组织”“国际突厥学院”以及13个分领域的合作机制。

  伴随着突厥语国家合作实践的不断深化,“泛突厥主义”思想和突厥语国家合作的观念进一步拓展,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突厥认同。2019年,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突厥国家组织”的提议,而一心成为“突厥国家”领袖的土耳其也一直酝酿着成立更为正式的组织或联盟。

  近年来,欧美大国的战略收缩或力量衰弱,带来了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相关国家纷纷抱团取暖,以寻求更多的安全依托,突厥语国家自然也不例外。同时,土耳其也一直希望利用突厥语国家间的一体化推行“泛突厥主义”,塑造其中心大国的地位。而哈萨克斯坦作为倡议的提出者,也希望借此提升国家话语权,扩大在与土耳其争夺突厥国家领导权上的回旋余地。

  于是,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正式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语”字的剔除表明,经过长期以来“泛突厥主义”的宣传和实践,组织的成员国们已经不再只宣称自己为“说突厥语的民族”,而是直接公开地将自己定位为“突厥国家”。这种身份认同的强化也使得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从最初的文化领域逐步扩展至政治领域,甚至还有向安全领域延伸的潜能。

  历史充分表明,冷战后的三十年来,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持续升级,与土耳其的推动和“泛突厥主义”(冷战后多指“新泛突厥主义”)的高涨有着很强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泛突厥主义”是这一过程最为基础、最具起点性的存在。它将推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作为主要宗旨,强调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同源性与同一性。土耳其一直倡导的“多个突厥语国家、一个突厥民族”就是鲜明的体现。

  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中,土耳其始终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然而,距中亚千里的土耳其为何会与突厥产生联系?近现代以来,那个一心想要脱亚入欧的土耳其,为何又转身和中亚“突厥语国家”越走越近?这就需要诉诸土耳其的民族历史和现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

  在前时代,突厥是一个主要活动在中国北方和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其早期历史主要记载于汉文史料之中。后来,突厥人被唐朝击败,一部分内迁,归附中原王朝,另一部分西迁,逐渐消失于中国的“天下”体系视野中。

  这部分西迁的突厥人接受了教,一路西进,建立了塞尔柱帝国以及一系列小王国。奥斯曼人即是迁入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支突厥部落。他们早先依附于塞尔柱突厥,后来逐渐发展为震惊欧亚、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将自己的历史追溯至中亚的乌古斯部落,在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保留和认可自身的突厥人身份与文化,以历史上的突厥人及其政权的继承者自居。

  近代以降,这个衰朽的封建帝国在现代化和西方列强的冲击中江河日下,于一战后寿终正寝。但复辟“奥斯曼帝国的荣光”始终都是土耳其野心家的美梦。

  冷战后期,一批新兴国家从第三世界中脱颖而出,开始要求对国际事务有更多的参与权利,矗立在小亚细亚上的土耳其也不例外。

  一开始,土耳其以欧洲国家自居,致力于加入西方,希望在欧盟和北约中发挥大国作用。但随着国际格局和自身定位的变化,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重重矛盾:土希冲突、塞浦路斯问题、东地中海能源问题、宗教差异、民主人权、欧盟内部的权力分配……土耳其入欧日益无望。

  为寻求更加平衡多元的发展,谋取中心大国的地位,土耳其开始进行外交转型,不再将西方当作唯一的出路。冷战后,土耳其利用民族文化上的优势,扩大地区影响力,争夺地区主导权。与俄罗斯走近、回归中东、提出“亚洲新倡议”等都是这一外交战略的外在表现,而与“突厥语国家”加强合作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为给自己染指欧亚大陆事务寻求“道统”,土耳其再次搬出了昔日的“泛突厥主义”和“奥斯曼主义”,稍加修饰,“新泛突厥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两种思想其本质上都服务于土耳其的政治目标,服务于构建以土耳其为中心的地缘集团或地缘秩序。

  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在处理涉及突厥语系国家和民族的问题时,土耳其主要利用“泛突厥主义”凸显其突厥领袖的身份。譬如2020年的“纳卡冲突”,土耳其就选择支持阿塞拜疆,并将战争的胜利视为“整个突厥民族的胜利”。而在处理中东、巴尔干等周边地区事务时,土耳其则更加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

  尽管国际形势的变化给了土耳其政府很大的机会,来推动其在中东、中亚等地区的强势外交,但受限于自身实力和国际格局,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具有投机和实用主义的特征,难以出现全新的、根本的转向,也无法实现其希冀的大国地位。

  在“突厥语国家”的合作问题上,土耳其认为所有“突厥语国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建立的,因此一直宣扬“多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念。按土耳其的主张,“突厥国家联盟”应当是其理想的国际组织(正如阿拉伯国家联盟那样),或者建立像欧盟那样的一体化组织。

  然而,这种联盟明显具有超国家的性质。惮于曾经苏联的“阴影”,中亚国家更关注自身的主权和独立。他们对土耳其并非完全信任,因而不愿意让渡更多的国家主权。同时,“联盟”二字也因高度敏感性,受到了俄罗斯等国的警惕和反对。

  因此,在本次“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土耳其提出的“突厥国家联盟”的提案被哈萨克斯坦提出的、敏感度更低的“突厥国家组织”的方案所击败。

  这一方面反映出,“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并非是由土耳其一手操纵、完全主导的,其他突厥语国家有着自身的能动性和考虑。“突厥国家组织”的成立也并非完全是土耳其谋求霸权的工具,而是由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表明,“突厥语国家”一体化仍然缺乏充足的合作基础,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制约。

  尽管如此,“突厥国家组织”的成立仍将对欧亚大陆腹地的地缘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组织”的扩员与合作深化,使得“突厥语国家”逐渐在空间上连为一体,加快了内部整合,并试图在外高加索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冲突、阿富汗问题、北塞浦路斯等地区性热点问题上发挥作用。

  这标志着一支新兴的地缘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参与到地缘政治格局的塑造当中,并将与俄罗斯及其主导的集安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美国主导的北约、伊朗等多方势力形成竞争关系。

  其次,“泛突厥主义”和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主要涉及前苏联空间里的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国家,这是俄罗斯的传统利益所系,更不必说还涉及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少数民族。因此,俄罗斯对此必将保持高度的警惕。

  “突厥国家组织”的成立也预示着土耳其与中亚外高加索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并拟发展军事安全合作,这更是直接威胁了俄罗斯在该地区既有的合作机制和主导地位。尤其是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军事安全领域的介入,是俄罗斯极不愿意看到的。

  今天的俄罗斯,在中亚、外高加索国家的语言文化、经济贸易、能源出口、安全合作等方面的优势依然明显。因此,俄罗斯在对土耳其发出警告和反对的同时,也必将依托自身的优势地位进行反制。其或许将加大对地区热点国家的拉拢,利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当地驻军等加强自身地位,严防“突厥语国家”建立联合或一体化的安全机制。

  这些都将使多方相互交错、激烈争夺的欧亚大陆格局出现新的变量。同时出现的,还有更大范围的合作机制竞争。比如,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近期提出的,建立由欧亚经济联盟、欧盟、上海合作组织与“突厥国家组织”共同构成的“欧亚经济论坛”。

  作为一个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中国一向乐于看到各国在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加强相互间合作,共同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对“一带一路”沿线多元化合作网络持开放、欢迎的态度。

  国务院发表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中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思潮传入新疆后,境内外分裂势力将这一名词政治化,将其内涵扩大化,这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国外势力企图分裂中国的政治工具。可以说,西方炒作的“新疆问题”的实质不是民族或宗教问题,而是反暴恐、的问题。

  “突厥国家组织”通过打造“突厥世界文化中心”等举措,更为公开地宣扬“泛突厥主义”,可能进一步推动“泛突厥主义”思潮的高涨。同时,势力也可能利用涉疆议题持续对华施压,怂恿土耳其在这一问题上利用其特殊影响力进行干涉,中国不得不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首先,该组织内各国实力均有限,作为领头羊的土耳其只是一个中等大国,缺乏超越其他成员国的综合实力,近年来经济更是陷入困境,难以带动其他成员国发展。

  其次,组织内部互信度和同质化程度不高,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争夺突厥语国家领导权,中亚国家对土耳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疑虑。

  再次,中亚国家长期奉行多元化外交,与中俄关系良好且保持制度化合作,不愿也不能为了与土耳其的关系而牺牲与周边大国的合作关系。哈萨克斯坦总统于12月1日再次重申与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不会动摇,将继续遵循多边务实的外交原则。

  最后,不仅周边大国对“突厥国家组织”保有疑虑甚至反对态度,西方国家也态度冷淡,国际体系的约束将极大地限制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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